罹癌在家庭中是重大事件，可能會深刻地改變情感流動甚至是家庭結構。乳癌病友盈盈在生病前，與媽媽的關係有點劍拔弩張的，但在罹病後，媽媽是那個一直陪伴在盈盈身邊、無微不至照顧她的人。在這段期間盈盈被媽媽充滿愛意細膩地照顧著，原來那麼強勢的媽媽如此憐惜著病中脆弱的她，看到母親角色更為深化的另外一面，她說：「我這才知道這世上真的沒有人會比她更在乎我了，我告訴我自己，如果我沒有好起來的話，她一定會很難過，所以我一定要好起來。」
在她治療結束後的頭髮漸漸長出來，換上全新的短髮造型後，媽媽有感而發地寫下溫柔字句：「熟齡的女兒，像隻小綿羊，頂著一頭新長出的滑潤黑髮，撒嬌式地要爸爸摸摸頭髮……也好，人生就是這樣，不需要問理由的，重新關機開機，放下一切糾結，接受老天爺的所有安排。親情無價，平安真好！」盈盈深切地感受到媽媽與她一起面對疾病的共情與母愛，這一段意外的旅程融化了如冰的過去，重塑了母女關係，兩人從此變得更加親密、更加靠近，能與媽媽修復關係獲得這樣轉變是盈盈過去預料不到的；為此，她深深感恩。
然而每個病人與照顧者的配對都各不相同，有些癌症家庭可能面對的不只是工作與生活節奏的變化，還有家庭角色的巨大轉換。平時操持家務的伴侶生病了，家庭分工必須重整，也面臨著重新界定每個成員的功能和權責，並且產生適應困難的問題；有時是家長生病了，原來總是被父母親照顧呵護的年輕孩子可能被迫成為照顧者，或者明明無力承擔卻承受過重的壓力。
過去長期在第一線擔任社工的癌症希望基金會創新部主任陳昀說：「照顧者依照年齡的不同會有差別，例如四、五十歲這個年齡層，可能在社會上有一段時間，對於資訊掌握速度很快，在家庭中也可能已有決策權；但在這個年齡層再往前一點，剛成年到20多歲的年輕照顧者，過去都是被照顧者的角色，他想做什麼都是有限的，譬如所有事情的掌握和把關……他沒有辦法一下子就扛起主要決策跟安排的角色。」
就像梓宸爸爸生病時年紀還小，在家庭中是被動接受父母照顧的人，在爸爸生病後，變得有更多機會協助生活日常，也不知不覺中轉變成時常要傾聽媽媽、理解爸爸的照顧者：梓宸的爸爸本來脾氣不太好，生病後意志消沉，像失去力量的猛獸，只能靠著比手語或寫白板與家人交談，但經常情緒不穩跟媽媽嘔氣，便會完全拒絕溝通，對家人築起一道冰冷高大的牆，這時，梓宸總會靜靜地陪伴身旁直到他氣消；爸爸和梓宸都是棒球迷，閒暇時一起看棒球就是父子間最棒的享受，看到選手打出好球時，爸爸無法出聲歡呼，會開心地用力拍打沙發，父子兩人一起分享快樂；回憶起家人難得的小旅行，雖然只能到郊區的景觀餐廳用餐走走，但那對爸媽來說，卻已經是最放鬆、愜意的時光了。他告訴自己，只要有一天能有更豐厚的收入，他將能為父母做更多、更多……梓宸雖然不是主要照顧者，但他自發性的早熟與承擔的韌性，也為一起撐住這個家出了一份力。

   在疾病中家庭角色變化的背後往往隱含著適應、壓力與重建的過程，也可能是深化或惡化家庭凝聚力的機會。「疾病這件事情，就是把家裏面本來人際互動的性格跟關係浮上台面。」陳昀說：「有一些長久以來家庭沒有解的結，或是互動的衝突早就存在。當這種比較複雜或是需要去慢慢梳理彼此的生命經驗的時候，就會很需要心理師或社工師來處理。」

  像是在小春的個案中，女兒長期與家人不睦，即使在爸爸生病後也鮮少回家探視或協助，小春雖然感到失望又憤怒，卻沒有時間好好處理與女兒之間的嫌隙，每一次見面最後都是以責罵吵架了事。她激動地說：「她回來就只是要錢，她對爸爸不好，養這個女兒沒用啦！」小春心中對女兒的不諒解越積越深，兩人就這麼僵持，誰也沒有去嘗試解開這個結。

而秉勳在媽媽生病後，看到父親已經乘載許多情緒，所以有時會把媽媽接來同住讓爸爸得以喘息，他覺得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多多陪伴、帶爸媽出去小旅行、散散心，他說：「因為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，卻又覺得好像都是用錢去彌補而感到內疚；另一方面我也不是沒有想過，為什麼都是我？尤其我對金錢方面的不安全感比較大。」想到經濟問題，秉勳不覺地深吐一口氣說：「弟弟住在家裡，也會陪媽媽去化療，這一點我很感恩，但是他跟家人們很疏離，一路上都沒有太多的參與，我不太了解他的情緒……但我就是想要好好的把握，不想有遺憾。」因為收入有限，即使心中隱隱有些不安，但秉勳還是義無反顧的扛起了責任和壓力。

   家庭問題可能造成支持系統產生斷層，在情緒拉扯中也容易影響照護的穩定性。然而照護工作時間漫長又沉重，適當分配工作其實很重要，只是每位家人的生活節奏、現實限制以及自身能力都不同，如果缺乏良好的溝通協調，對彼此期待不相符合時，就很容易產生許多誤解和衝突，如果可以，家庭成員之間應該要盡量以開放的心態誠實溝通，最重要的是，尊重與理解必須凌駕於公平與是非之上。畢竟，愛與關懷才是這個家與病人最穩固的後盾。